读《国家兴衰》“不省心的政府” ——政府干预市场之浅见-九游会官网登录入口网页

读《国家兴衰》“不省心的政府”

——政府干预市场之浅见

                                                                                              王建华

       美籍经济学家鲁奇尔.夏尔马，是摩根士丹利公司新兴市场股票业务负责人。他以独特视角分析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试图找到解读全球经济荣枯的法则；他正视我国经济面临的风险和潜在的危机，对政府干预市场行为多还是少好做了深刻分析。他的观点是政府开支占gdp的比例在35%—40%比较合理，而且这些开支要用于生产性用途，充分利用国有公司和国有银行积极参与经济发展而不是去实现政治目的，充分利用私营经济提振经济发展活力……

       我在读了《国家兴衰》一书，特别是其中“不省心的政府”这一章节后，认为鲁奇尔.夏尔马经过数十年的深入观察，借助海量的数据、丰富的案例，对我国政府引领经济发展的评价是积极肯定的，所提建议是比较符合我国国情的。首先是全方位开放，制造立国和坚持投资“供应网络”，我国政府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其次经过40年经济高速发展，面临的风险也在累积；投资占gdp比例过高所带来的投资缺乏效率和坏投资积聚的风险；因为投资依赖信贷导致的债务过高和负债增速过快的风险；再就是人口结构变化的风险，尤其是老龄化和少子化加速给经济带来的失速风险。所有这些，是时候引起我们警惕反思，从而清醒认识到，政府对市场的宏观管理决策非常重要，主要是掌握好一个度，过度干预将适得其反。

        林毅夫作为一位思维严谨的经济学家，在其新作《解读中国经济》中，通过深入思考和逻辑清晰的表述，为我们勾勒出中国经济的前世今生。书中写道，为什么19世纪之前，中国是全球最强大的经济体，而现代则落后于欧美，即著名的“李约翰之谜”。中国的衰落，可在科举制度上找到根由，而民族复兴的感情又源自儒家文化。中国的科举取士以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由此形成的激励制不利于数学和可控制实验等的学习。因此，中国也就无法自发地产生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从而在西方发生工业革命后的短短几十年时间内，科技和经济发展水平迅速由领先变为落后。书中提到“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最小的政府’并不是最优的选择”，发展中国家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发挥后发优势，政府有能力，有必要发挥适当的作用：收集和提供信息、协调对企业进行外部补偿。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在哪里？政府怎样才能保持合理的“度”？在市场经济日益完善的今天，墨守成规与矫正过正都不是理想之道，终归还是要根据自身实际，形势发展所需而不断修正。

       资深中国事务观察家，英国乔.史塔威尔在《亚洲大趋势》一书中提到，从16世纪英国的都铎王朝开始，假如政府没有在开始时给予强大的支持，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创造有竞争力的工业企业。都铎王朝的模式为美国、法国和德国所采纳。随后，日本学习德国，韩国复制日本，中国紧随其后。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曾指出，关于中国的传统观点大多都是错误的。在放松对经济的干预后，中国才开始走上工业强国的道路，最初，农民将更多的自产作物拿到市场上出售；随后，人们开始尝试兴办各类乡镇企业；最后，他们开始寻求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根据德意志银行研究部的统计，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我国民营企业的产量提高300多倍，高于国有企业产量增速5倍多。国有企业对gdp的贡献率也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70%左右，减少至目前约30%，且降幅最大的时段恰值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市场化改革提速期。在1980年前的30年里，国有企业的就业量相当于城镇就业人口的70%，但是到2010年，这个比例已下降到只有20%。在《野心时代》一书中，著名记者及作家欧逸文提到，1993—2005年，我国国有企业逐步裁减7300万员工，让这些人寻找其他工作。事实已经证明，民营企业更具活力和动力。到2010年底，在纺织业、家惧制造和食品加工等轻工业领域，民营企业的产量份额已超过90%。而这些行业的投资—譬如对新工厂，新增设备及基础设施建设等的开支，已成为近几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就在10年前，国有企业还占据我国投资总额的55%，但到2014年，这个比例已经下降到30%左右。在新兴市场国家，政府开支的平均水平已从1994年不到gdp的24%提高到目前的31%。就总体趋势而言，这种增长符合潮流，毕竟各国政府在战后为改善公民福利，份份加大投入。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开支都缺乏经济性。在21世纪前10年中，支撑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就是政府为摆脱全球增长的放缓而采取的投资，不过这种缺乏远见的投资效率很低。

       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强调自由市场、自由贸易以及劳动分工，被誉为“现代经济学之父”，其主要著作《国富论》，让人们对经济学从现象层面有深刻的理解，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其实研究的是社会现象和规律，他通过研究人的情感，研究理性，发现人是自利的，但是一群人都按照自利的原则在自由的经济体系中运行，会形成一种自发调节的经济秩序。这里就有斯密的一句名言：于个人行为的非故意的结果，一种能产生善果的社会秩序出现了。九时“看不见的手”在起效果，这个看不见的手就是自由的市场经济最原始的表述。在经济政策方面，斯密认为：期望在自律的个人自由基础上建立起一种自发调节的社会经济秩序，因而倡导一种“自然的，简单明了的自由体系”，在其中，政府只需维持和平、建立和维持一个严密的执法体制，以及提供教育和其他最低限度的公共事业；政府无需干预一般的经济事务，可以放心地让每一个人有按他自己的方式来行动的自由，他自然地会对公共利益做出最大的贡献。也就是说，自由的社会经济体制是市场经济得以顺利运行和经济增长的基本条件。

       在2008年之后，墨西哥、俄罗斯、韩国、印度以及南非等众多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均陷入预算失控的局面。如此高强度、大规模的政府干预，即便是经济刺激政策之父约翰.凯恩斯，恐怕也会感到不可思议。实际上，凯恩斯所提出的刺激政策是仅用于缓解衰退而采取的应急性措施，而不是为维持永续增长而实施的长期政策。但许多被21世纪的繁荣冲昏头脑的新兴市场国家，并没有记住这一点。当全球经济在2008年之后陷入增长乏力的困境时，它们始终认为，只要政府开支带来的刺激力度够大，经济迟早会走出低谷，再次腾飞。

       “政府如果让你养猪，你养鸡就对了“。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席岳福洪痛批一些政府违背市场规律过度干预经济，造成一些行业产能过剩的现象。事实证明，在干预经济方面，政府不是做的少了，而是做的多了，多到已经不符合市场规律了，市场经济的运行自由其规律。政府应该在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的前提下，对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行为进行干预，而不是取代市场进行资源的配置管理，在市场经济可以很好发挥作用的地方，政府应该及早退出，专心做好政府自身本职工作。

       “政府搭台，经济唱戏”这才是良好的运行模式。

       当下各国最迫切的是要求一个谙熟常理的政府——始终坚持最基础的经济规律，以战略思维调配有限的资金，并将这种思维以高瞻远瞩，始终如一的方式诉诸实践。当评论家们谈论新兴市场国家的“结构性改革”时，实际上是在谈论如何从经济学的基本原则出发，建立并实行合理的制度。经济总规律告诉我们，一个经济体的产出是基础劳动要素的简单加总。这些劳动要素包括土地、劳动力和资本。因此所谓“结构性改革”的内涵，就是制定有效的法律架构，对购置土地、建造工厂、通过借款为厂房建设提供资金及劳动力的雇佣，解雇做出规定。

       在评估政府的经济管理能力时，一个核心问题是看他对环境的干预是在增加还是在减少。首先要关注政府开支占gdp的比重，并了解政府干预的对象，进而判断政府开支到底是被用于生产性投资，还是被用于纯消费。其次，还要看政府是否在利用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人为推高经济增长，抑制通胀，还有它对民营企业发展的态度是压制还是鼓励。总之，政府干预市场的行为还是要把握好一个“度”。

晋城中波台：王建华

2023年9月5日